八百多年以前，一位聪明的工匠用泥做了些小字模而流传千古，他就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。然而，毕昇的发明并未在中国得到推广运用。四百年后欧洲谷腾堡发展了活字印刷技术，不仅用它来印制《圣经》，还用它大规模印刷各种图书。正是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，才有文艺复兴，才有工业革命。

　　毕昇的活字印刷术，之所以在中国被束之高阁，除了封建制度的窒息和生产力落后

　　的原因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汉字数量庞大，给印刷业的自动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二三十个字母，加上各种大小的字体，印刷字模也不过一百多个；而汉字有5万多个，一个字就需要一个字模，且不说还有宋、楷、黑等不同类型的字体和大小不一的字号。每印一本书，都需要由排字工人从铅字库里费力地“捡字”。这些铅字模在使用后，通常还需经过熔化，再重新铸造成新的铅字。

　　20世纪初，国外出现了一种利用照相原理来代替铅活字的排版技术，实际上是“西文打字机”加“照相机”。70年代国外的印刷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激光照排机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，而我们的印刷业却还在汉字的“丛林里”艰难跋涉。

　　然而，我国自己的一项伟大发明引起了一场技术革命，彻底改变了印刷行业的命运，这便是“精密汉字照排系统”，北京大学王选教授的惊世之作。他的发明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“铅与火”，大步跨进“光与电”的时代。他被公认是对中国印刷出版业的现代化作出最大贡献者之一，被人们赞誉为“当代毕昇”和“汉字激光照排之父”。

　　青年时代的王选走过一段坎坷的历程。他1937年2月5日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在轻松自然的学习气氛中，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。1954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，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。他毅然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，尽管这是一门新兴学科，但他认为越是新的领域，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大，而且计算机在今后社会发展中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　　1958年，王选毕业留校，当时我国正掀起研制计算机热潮。由于计算机人才奇缺，才未受“右派”父亲株连而被留校当助教，参加到我国第一台红旗计算机的研制。长年累月的忘我工作，使他重病缠身，不得已返回上海养病。但他仍以强烈的事业心自学电脑软件理论，成长为当时国内研究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著名专家之一。

　　1974年，电子部等五单位发起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，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“748工程”。北大数学系讲师、王选的夫人得知这个信息，立即回家告诉在家养病的王选。他再也躺不住了，攻克汉字处理难关是他多年来的夙愿。多少次，在病床上，他在头脑中勾画着美好的前景：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，让计算机技术与中国出版印刷业联姻，插上再次腾飞的翅膀。

　　当时国内已有五家院校和科研单位申报承担汉字精密照排系统，王选决定参加这场竞争，“因为它的难度和价值吸引了我”。没人知道王选初涉这一领域时的艰辛。在作研究前，他必须先弄清国内外的现状和发展动向。为了广泛查阅资料，王选往返于北大至科技情报所之间，每次两角五分的公共汽车费都舍不得花，常常提前下车步行一站。由于缺乏经费，他也常常用手抄代替复印。

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：“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”。做好充分准备的王选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，他决心独辟蹊径，跳过前三代机，直接向国外最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发起冲击。这四代机的发展在国外用了整整40年，而王选则想把40年的历史压缩进他的照排机蓝图里。

　　一旦选择这个目标，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就成了最大的难题。汉字字模的组合高达100万个以上，若采用传统的点阵汉字，储存量将高达200亿位。那些日子，王选满脑子的汉字横竖弯勾，连做梦也尽是笔画，终于想出了用数学方法计算汉字轮廓曲率的“高招”。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奋斗，他就像一位魔术师那样，让庞大的汉字字模减少了五百倍，扫清了研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最大障碍。

　　1975年11月，北京召开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，王选抱病参加了会议。由于身体虚弱，说话困难，由他的妻子代他发言并用计算机展示了模拟实验的结果。王选的方案多数人就像听“天方夜谭”，有人甚至说这是王选的数学“畅想曲”，是玩数学游戏。回家后，王选夫人开玩笑说道：“咱们还是算了吧。”王选却认真地回答：“干！不到长城非好汉。”

　　从此，王选几乎放弃所有的节假日，努力使自己的方案完善并具体化，一步步解决高倍率汉字压缩和高速不失真还原轮廓汉字等难题。电子部“748工程”办公室得知王选的方案后，组织专家进行了全面的考核。1976年6月，王选的方案完成了模拟实验，获得了一致好评。同年9月，“748工程”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，终于正式下达给了王选所在的北京大学。

　　就在王选紧张地投入研制时，全球著名的英国蒙纳公司，凭借着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，也正在加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机，想一举占领中国市场。面对双重压力，王选只是默默地加快自己的工作进度，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。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新方法，照排控制机上的电路板，那些由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尖端高科技设备，大多是王选他们自己动手做出。

　　1979年7月27日，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。大家围在样机旁，紧张地注视着它的动作，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。转眼之间，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的一张胶片，王选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，各种精美的字形、字体、花边、图案美不胜收。1980年，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，包括具有编辑、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，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。

　　鉴定验收后，王选和他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向实用性的激光照排机发起冲锋。在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支持下，一个响亮的名称———华光电子排版系统，象征着中华之光，照亮了神州大地。1985年，新华社第一次采用华光机排出了新闻日刊；1986年，《经济日报》在华光机支持下，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、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，并于翌年出版了国内第一张激光照排的报纸。

　　当时，人民日报社曾引进了两套美国HTS照排系统，价格比华光要贵15倍。但是，一直到1989年，经过该公司派人长期调试后，仍因故障太多无法使用。人民日报社焦急万分，只好向王选求援。王选二话没说，立即带领若干技术骨干奔赴报社，对美国HTS系统进行改造，终于让国外进口的“洋机器”起死回生。美国HTS公司总裁在离开中国前，对中国同行讲，他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今后地球上再没有什么HTS公司。

　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，王选并没有满足，在他积极推动下，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方正公司，将王选不断发展的更先进技术成果推向市场，全国出版界已有80％使用了国产激光照排机；在港、澳、台地区，已有100家华人报刊和出版社采用“方正”；在全世界几乎凡有中文出版物的地方，方正产品都占有绝对优势。当国外电脑企业纷纷大举进军我国市场的时候，惟独在出版领域，那些外国公司则悄悄地撤出了中国。